震撼！会宁史上写得最长最好的高中生活录！(谁是我军历史上干得最好的参谋长 曾辅佐五位元帅参谋)

震撼！会宁史上写得最长最好的高中生活录！

震撼！会宁史上写得最长最好的高中生活录！

作者介绍

王乐天，会宁五中语文教师，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会宁县书协副秘书长。从教以来，勤于教研，完成30多万字的教育随笔，发表各类文章20多篇；书法作品入展甘肃省第六届“张芝奖”书法大展、甘肃省第二届青年书法篆刻展，获甘肃省首届“三字一话”教师书法比赛一等奖，入选首届“桃花山杯”全国书画精品邀请展，入展、获奖市县级展览二十余次。

岁月明镜照亮生命之河

——高中回忆录

文/王乐天

(第一排：韩亮、朱老师、岳瑞敏第二排：薛强、唐波、作者、师延峰)

当岁月流转与时光轮回都无迹可循时，蓦然回首，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定格在时光长剧的背后，那便是我的高中生活。

我曾经写过很多散文，大多是谈教育话题的，也有一部分是对亲人和往事的回忆。这三十多年来，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学校里度过，然而，我写过的文字却很少提及学校生活。正如有人说过：“一个人在生活的路途前行，往往会忽略最熟悉的人和事。”可能是出于生活的奔忙，也或许是懒惰，我很少安静地坐下来去回忆和思考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往的人和事，尤其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十多年艰苦漫长的路程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高中四年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今天，我终于想提起笔，来记录那段难忘的岁月，在回忆那份苦涩的美丽中寻找人生前进的动力，也算是对灵魂的慰籍。

一

1999年暑假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晒得焦黄的麦田里，收到村里人带给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我举着沾满麦土的双手接过通知书，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打开那张32K的白纸，睁大眼睛，一个字一个字仔细读着上面的内容。我看到我的成绩，563分（当年录取分数线512分），还附有一句话，大意是祝贺我被会宁一中录取，班级高一、9班，请按时报到。当时我兴奋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不是我高出录取线51分，而是庆幸被一中录取！那一年县城一、二、四中三所高中生源平均分配，而四中刚刚建立开始第二届招生。我莫名其妙地害怕被分到二中或四中，我心里只仰慕一中。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几个高中的具体情况，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大概是中国人固有的一种观念，“一”通常情况下总代表着第一！尽管后来我的成绩并不好，但我内心总坚定地认准这个“一”。我知道，我和会宁一中相遇，这绝对是缘分！仿佛她历经沧桑屹立半个世纪，就是为了等我。它等我出生，然后敞开苍老而充满慈爱的怀抱，揽我入怀。

99年8月25日，我背着舅妈曾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和煤油炉子、扛着铺盖卷，几经周折，终于走进会宁一中的大门。那亘古热烈的阳光，透过两排高古苍翠的老槐树，爽朗而清凉，斑驳的树影下人头攒动，嘈杂忙碌。我在陌生的木箱子与铺盖卷之间矗立很久，在满校园的繁忙、热烈与紧张的气氛中，我的身影，被太阳拉得很长很长，就如时钟里的一根指针，以我的灵魂为轴，慢慢转动，指向人生希望的深处。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影子，那是一根巨大的生命指南，指向我远方的人生理想。 考上高中，是我这个贫穷的乡巴佬第一次离开父母出远门。会宁县城，曾是我心目中的大城市。想象中，应该有宽阔的马路，有汽车、有楼房、有帅哥、有美女。今天，我终于走进了这座城市，走进了这个当年红军会师的圣地，走进了这座城市灵魂与人生理想交汇的殿堂——会宁一中。初来乍到，我就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鸟，带着惊喜、好奇，而又胆怯、惶恐，探头探脑。好不容易排队报了名，然后在一中东面平房的大砖墙上查找了被拆分重组的班级，我被分到高一、1班。一中，1班，这让我兴奋不已。我扳着指头数，两个“一”啊，这难道是巧合吗？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给我的福缘。我想，这如果不是我的福运和宿命，那也一定是我贫苦、勤劳善良的父母积德行善的报应。我似乎在想象中把自己已经定义为一个福运通达的人，说不定还会有贵人相助。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意淫”式的阿Q精神并不灵验，紧接着我遇到了麻烦。从小在贫穷中长大的孩子，性格上往往比较自卑。加上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复杂的世面，没有领略过人心的险恶。一切都异想天开，把一切都想得很美好。但是当收拾宿舍开始铺床的时候，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弱者，我没有抢到床位，甚至连宿舍都没有抢到。好在一起没有抢到的还有五个人，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几十分钟前拿两个“一”搭成的甜美的心灵大厦连同我的人格一起倒塌了。我们只能泪眼汪汪地等待学校协调，最后的结果是给我们六人分配了一间大教室。那间大教室的六个玻璃窗，破了十几个洞。告别拥挤的宿舍，搬进大教室，面对大通铺，面对大空旷，我们就像被惊吓的老鼠，满眼惊悚，缩在墙角，又如同没娘的孩子，似被遗弃的孤儿。后来一群高四的老补们陆续破窗而入，粗暴地抢占了我们六人之外的所有空铺。不到一周，整个大教室住满了八十多人，加上木箱子、洋芋袋子、面袋子、煤油炉子，那个空旷的大教室又变得异常拥挤。我们老鼠般的胆怯和被遗弃的孤独感被高四的老补们挤得不见踪影了。

在一段时间的相处中，当初担心会被他们欺负的忧虑也慢慢消除。事实证明，我们还“因祸得福”。老补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还给予我不少帮助和保护。每天晚上，当我钻进冰冷的被窝，准备合上疲惫的双眼进入甜蜜的梦想时，大教室破烂的顶篷里一群长尾巴老鼠开始出操。在朦胧的月光映照下，它们排着队，吱吱哇哇地叫着，蹦出顶篷，跳到地上、床上，开始啮食，咬破我们的面袋子。几个学体育的老补拿着二节棍、九节鞭开始捕鼠。大有“高射炮打麻雀”的架势，而往往一无所获。而且在黑暗中，经常被木箱子绊得仰面朝天，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为我们的夜生活增添了不少快乐。当时我住在高床，旁边靠墙就是一位高四体育生，跟何俊强老师学武术，一起的老补们都叫他“老驴”。“老驴”每天晚上睡觉前教我在床上做十个标准的俯卧撑，后来我练到一口气做二十个，三十个。每天早晨五点半，“老驴”训练回来一边洗脸一边催我起床。在“老驴”的监督下，我养成了按时起床、积极锻炼的好习惯。熟悉之后，才知道他姓吕，名叫吕效勇，“老驴”大概是“老吕”的谐音。十八年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在小区单元门口，突然碰到“老驴”，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也很快认出了我，我俩惊讶地发现，我们竟然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他三楼我五楼，竟然是邻居！不仅是邻居，还是同行。他在韩家集中学教体育，我在五中教语文。

第二学期，又换了宿舍，搬进了小间。一中现在的公寓楼那个位置，原来是一排平房，学校将平房隔成小间，搭了通铺，每间能住七八个人。床铺对面靠墙用水泥板搭了灶台，灶台底下隔成小格子，方便放置洋芋和面袋子，煤油炉子就放在水泥灶台上。

我们隔壁一间，住着同班七位女生。有一次，舍友王平点着半截蜡烛读小说，结果睡着了，蜡烛点燃了铺盖。凌晨两点多我们被烟呛醒来，才发现他的被子已经燃了一个碗口大洞。一宿舍人在烟雾中惊慌跃起，吵嚷着泼水灭火，惊动了隔壁做着美梦的女生。骂我们半夜三更惊扰她们睡觉，第二天还向老师告了状。后来何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根指头粗的钢筋火杵，怂恿几个舍友偷偷在床铺后墙上捣了一个洞。晚自习后，我们几个窜在一起，眼睛贴在那个墙洞上偷看隔壁女生的动静。后来被她们发现了，用泥又塞了洞。当初的行为貌似有点不道德，但确实没有恶意，大概只是青春少年对异性的某种好奇而已，现在想来着实搞笑。

二

终于到进教室见班主任了。虽然之前经历了分配宿舍的挫折，但丝毫不减我内心的一份期待与好奇，我盼望老师尽快出现，我想知道给我代课的老师和初中老师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在我的想象中，高中的老师一定学识渊博，男的儒雅、帅气、大方，女的秀美、贤淑、干练。

在后来的课堂上，证明了我之前的想象基本上是准确的。第一个见面的自然是班主任。报名住宿完的当晚自习，我们在教室里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突然电铃响起，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白衬衣，灰马甲，小平头，戴眼镜，上嘴唇留一抹黑胡须，双手插裤兜，表情严肃。

全班同学顿时肃然，我睁大眼睛，心跳加快。班主任自我介绍后，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下他的名字：朱学军。

朱老师给我们带语文，他对我最大的印象有两个：一是喜欢体育运动，尤爱足球。每天课外活动，在一中的土操场上都能看见他踢足球的矫健身姿。二是习惯在学生中间边走动边讲课，随时提问学生，重视作文写作，尤其重视学生对名著名篇的背诵。每次早自习他只干一件事，就是一个一个盯着学生背课文。我较好的语文基础就是在朱老师盯着背课文中慢慢打下的。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到会宁五中任教时，朱老师已经从一中调任五中领导岗位。我们又一次相遇。他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对我在工作、生活和精神层面都给予很多帮助和鼓励。我深受其益，我也心怀感激。 当年高一结束，文理开始分科，学校调整朱老师带高二文科班了，原高一、1班被拆，学生被分流到各个班，我进了高二、4班。又是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代课老师也换了，有一段时间很不适应。班主任是张禄老师，代物理，课上得很好，就是表情很严肃，高二整整一年，我从未见过他的笑脸。后来听班上一些同学说，张老师妻子身体不太好，他思想上有负担，所以一直不开心。张老师妻子姓蒙，高二第一学期给我们教了一个多月语文课。她高个子，很瘦弱，讲课声音小，从不提问和批评学生，因此她的课堂上打瞌睡的学生多，我也算其中之一。

后来换了个男语文老师，姓常，我最大的印象是，每讲一句话，里面都会咳出几个“啊——”字来。

第二学期，又换了个男语文教师，姓徐名世海，四十多岁，性情直率，讲课幽默风趣。我较好的文言文语法基础，就是在徐老师的课堂上打下的。记得有一次语文课，上的是日本作家栗良平的《一碗阳春面》，徐老师读着读着突然哭起来了，从裤兜里逃出手绢，一边抹眼泪一边大声读课文。我们见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徐老师激愤地批评我们：“笑什么笑，你们这群傻孩子！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吗？”“不知道，”我们更加茫然。于是他讲明缘由：“这篇文章朴实的语言下，蕴藏着触动灵魂的人格力量和人性光辉。用简单的故事情节、细致的人物对话、质朴的人物性格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在困境中仍然充满希望，坚强面对生活的不幸、陌生人之间的关爱和尊重的美好品质。这种善良、勇敢、奋发和友爱的人性美在母子三人身上以及面馆夫妇身上充分显露。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日本大合民族顽强精神的体现。”我一字不差地记下徐老师讲的这段话。然后他由此想到一些中国人散漫不团结、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情景，想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遭遇污点时，他便动情流泪。后来我才明白，那眼泪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眼泪。我想到了屈原，想到了杜甫，想到了范仲淹，想到了鲁迅……那节课，是我高中所有语文课中记忆最深刻的一节课。 直到我也当了语文教师后，我给自己的学生讲语文课时还经常提及此事。

其实高二那一年，是我思想上最矛盾最纠结的一年。我本来喜欢学文科，但错过了机会。报文科的学生很多，学校只设一个文科班，最后依据期末考试语数外三门成绩筛选组班。我数学英语成绩低，没有选上。我内心十分迷惘，陷入痛苦无助当中。我心里清楚，学理科对我而言没有出路，毫无希望。但我不知道向谁求助。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与挣扎，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找朱老师。我想凭着他是我高一班主任这层关系或许会可怜我的请求，收纳我。我在朱老师办公室门前足足徘徊了二十分钟，最后终于鼓足勇气喊了报告进去，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诉求表达给朱老师。朱老师没有马上答复，简单地问了我的情况，然后沉默片刻。我站在老师面前，害怕被拒绝的惶恐和渴望被接纳的激动交织在一起，心快要从胸膛炸出来。那几秒钟时间，就像煎熬了几十年。朱老师终于发话了，“暂进不去”。理由是我当了“绿洲文学社”的社长，会影响学习。

我难过地走出老师办公室，眼泪一下淹过了心，控制不住，夺眶而出。我怕被同学看见，快步跑到操场东面的旱厕里蹲下，假装上厕所，任由眼泪疯狂奔流。当时真的不理解朱老师拒绝我的理由。过了几天，经过冷静思考，慢慢理解了。文科班是名副其实的重点班。作为重点班的班主任，我知道朱老师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他才三十几岁，上班年成不多，学校把文科班交给他是对他的器重，寄予厚望。所以他是有压力的，他很看重学生的成绩，他不希望自己带的学生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另外，七十几个人的教室很拥挤，再搁一张课桌已经比较困难了。

但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我不甘心，无奈之下我找了老舅，说了情况。老舅和朱老师是同事。没过几天老舅回话，仍然无效。这时候我倒心里踏实了，我不再去想进文科班的事。我心里暗下决心，我要在理科班自学文科。从此以后，理化生课上，我就开始偷偷地看政史地，有好几次被化学老师常秀柏发现，她瞪着迷人的大眼睛调侃我“人家现在都是文科生啊，不简单！”我很感激常老师的大度，她算是默认了我这种“叛逆”的行为。从此之后，化学课上我就不再藏着掖着，我“明火执仗”地学起政史地来。这样几个月下去，有一次我的化学只考了19分，估计是全校最低分。一天中午饭后，我在校园里碰到和常老师同一个备课组的表叔冉学兵，他叫住我，关切地问我的学习情况，然后说“你化学咋考了19分，彻底放弃了吗？”我红着脸用极微弱的声音回答：“没有。”然后逃之夭夭了。

高二转眼结束。2001年秋高三提前开学，我被老舅告知“去文科班报名。”是的，是去文科班报名，我没有听错！其实我早已忘了转文科班的事。老舅突然告知的这个消息，一下惊裂了我尘封已久的心门，瞬间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我兴奋得几乎要跳到教学楼顶上去了。我知道，这一定是老舅不止一次向朱老师求情的结果。我心里给自己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我要抓好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定要把成绩搞上去，要证明给朱老师看，不能给朱老师扯后腿，不能给老舅丢脸。 等到搬桌子进文科班的时候，我惊人地发现，和我一起同时转文科的还有四个人。教室确实已经很拥挤了，中间摆着五排桌子，我的课桌被安排在中间倒数第二排。

从此，我开启了高中人生中最辉煌的历程，我开始疯狂地学习，低调地做人；我每天坚持写日记，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我对生命的零碎思考；我收获了知识，建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我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对生命的体悟有了质的飞跃；我的内心变得阳光自信、沉稳平静；我为自己光明的人生前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2002年高考我因文综卷失利而落榜，梦想虽未实现，但我无怨无悔。

(师延峰、朱老师、作者)

三

记得走进文科班的第一天夜里，我趴在被窝里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老天爷其实是长眼睛的，他有慈悲心，让我这个贫穷无助的差学生终于走进龙凤窝。天无绝人之路，就像有人说的，‘生活就像一个大房子，当一扇窗户被关闭的时候，总有人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我相信人生的缘分。高一我有幸成为朱老师班上的学生，几经周折，我又一次和朱老师相遇，我得感谢他之前对我的拒绝。或许没有那次拒绝，我至今浑浑噩噩。还有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现在明白了，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孟子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吗？何况我还能吃饱肚子，我凭什么不努力。想想我贫穷可怜的父母，想想我因贫辍学的弟弟，我没有理由挥霍光阴。从今天起，我要坚定信念，努力学习，疯狂阅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请老天爷监督！”这算是我给自己的誓言吧，是自我鼓励的一种方式，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朱老师曾给我们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时，专门讲过“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虽然集中了几乎全人类的所有缺点，但他的“精神胜利法”却是一种很好的自我精神鼓励的方法，而且更适合弱者的自我鼓励。

我本属于弱者。能让一个弱者变得强大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阅读，储备知识。于是我开启了一段疯狂阅读的模式。我省吃俭用，挤出舅舅给的我生活费，然后到一中校门口的小书屋租书阅读，当时最喜欢读武侠小说。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书剑恩仇录》《连城诀》，古龙的《武林外传》《绝代双骄》，萧逸的《甘十九妹》《无忧公主》《饮马流花河》等。我时常兴奋于侠客打斗的精彩场面，时常被作者精美的写景语言深深感染，也时常被侠客们的儿女情长感动得痛哭流涕。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饭后，我捧着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盘坐在建成不久的实验楼一个墙角，开始疯狂地阅读。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到书上，反射到脸上，格外刺眼，仿佛给我体内注入一股强大的能量。我被保尔·柯察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深深感动。十八年来，我一直被作者那句名言折服：“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深夜里，清冷的月光透过宿舍明亮的玻璃窗，洒在我的床头，朦胧而柔软。窗外瑟瑟凉风摇着老槐树莎莎作响，偶尔能听见隐隐约约的狗叫声和夜鸟的觅食声。宿舍时而鸦雀无声，时而鼾声四起，有时还会听到某人的磨牙声。我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借着朦胧的月光，如饥似渴地读着霍达《穆斯林的葬礼》。我为苦命的韩新月流下了悲悯的眼泪，我被楚雁潮悠扬的小提琴迷醉，我沉浸在一个穆斯林家族两代人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中不能自拔，我被霍达血肉丰满的语言折服，我更佩服她驾驭历史、挥洒人生、驱使命运的雄浑典雅的创造力。甚至在课堂，我也会偷着阅读杨沫的《青春之歌》。在资料书上，我写满了汪国真、席慕蓉的青春诗句……

四

我转到文科班的时候，所有的课程已经上完，直接进入高考第一轮复习阶段了。在跟进复习的过程中，我发现政治课成了我的大难题。

魏建义老师的政治课讲得很精彩，人也长得帅，成了我班一些女生的“男神”，但是我听不懂，尤其是经济常识部分，如同天书，我一点基础都没有。第一次月考，我政治考了47分，当时文科班的政治平均分72.4分。考后老师约谈我。早自习下后，我怀着愧疚自责的心情走进政史地办公室，我站在门口用眼睛余光环扫了一下办公室，发现历史王昇老师在右、地理周富贵老师在左，都正襟危坐，埋头备课，唯独不见政治魏老师。我怯怯地往前挪进几步，才看见正对着办公室门口的桌子上晃动着一双皮鞋，再挪近几步，才看见政治老师倒躺在椅子上，右手端着茶杯、左手捏着一个大油饼，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上晃动。见我走近，便缩回双脚，放下早餐，然后问我:“你叫王乐天？”我说:“嗯”。“你是转过来的？”我说:“嗯”。“你为什么转文科？”“我理科太差，学不过去”，我低声害羞地回答。他突然厉声道:“你以为文科很好学吗？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分吗？”“47分”，我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全班政治平均分72.4分，就你考了47分，你一个人把全班的平均分拉下来了多少？”魏老师又一次厉声道。我伤心的眼泪已经从滚烫的脸颊流下来了。我恨我自己不争气，我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好在后面他没有再批评，反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让我羞愧想死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

我正要退出办公室，突然历史老师喊：“过来！”我又胆战心惊地挪到王昇老师面前。他问我历史考了多少分，我说82分。他偏一下头若有所思地说：“还不错的！全班85分以上才六七个人。不错，继续加油！”我总算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与鼓励。

刚刚转身，地理老师又喊：“你过来！”我又挪到周富贵老师面前，照例问了我地理成绩，我如实汇报，他没有批评我，同样表示肯定:“不错不错，好好努力，去吧！”我终于其实可以呼一口气了。

得到了几位老师的鼓励，我走出政史地办公室时，内心变得异常庄严。我知道，不管老师们出于何种理由约谈我，对我而言，无疑是注入一种力量。从此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我发誓要把政治赶上去。我数学英语是弱项。我清楚，要考上本科，必须靠政史地提分。

那年寒假，我买了35套文综模拟题。每天五更，母亲养的那只花公鸡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趴在被窝里开始做题，每天一套，整整35天，我做完了35套文综题，我的双肘也磨出了茧，至今还有痕迹。第二学期开学初，学校就组织了一次综合卷检测，我考了152分。假期的训练初见成效，反思总结后，我给自己定了目标，诊断考试一定上180分，果然顺利完成目标，我考了182分。这对我后面的冲刺注入不少动力，接下来我给自己的目标是上200分，结果第二次月考考了202分，又一次成功实现预定目标，我十分开心。为了庆祝和鼓励自己，星期天下午我跑到会师商场，花了9元钱给自己买了一件半袖。第三次月考，我的目标是上220分，最后考下来222分。狂喜之下，我又跑到南关商场花了15元钱给自己买了一件夹克，以此庆祝我的成绩，后来一直穿到大三。一次次实现预定目标，我没有骄傲，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偶然因素，毕竟我少读一年文科，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我感到好奇的是，每次考下来，成绩里最后一个数字都是“2”，这难道是上天的安排？这个“2”是我命中的吉祥数吗？就连我出生的日期里也有两个“2”啊。我不懂中国的数理与命运的关系，但是我认定了这个“2”绝对是我命中的吉数。为此，我还趁和同学游玩东山时偷偷跑到万寿寺去摇卦。山上的主持说，“‘2’在《周易》八卦里代表兑卦，属于《周易》第58卦，卦象为泽，特性是愉快，寓意是积极主动，素质良好，取得了成功，享受成功的喜悦。”不管是真是假，万寿寺主持的这一解释，不正好印证了我的事实吗？我相信无疑。我虔诚地上了香，拜了佛像，然后跑到东山最高的那个烽火台上，对着渺小的会宁县城，大声吼诵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002年高考，是高考改革后“3+综合”模式第一次考试，也是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士兵”第一次人数大考，有很多方面的不适应。很快高考结束，成绩出来后，402分，我傻眼了。语数外成绩正常，文综竟然156分，考得如此狼狈！我不敢相信，我不能接受！平时成绩提升那么稳定，高考却成这样，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伤心难过，我瘫倒在床上，三天没有吃饭。后来母亲安慰我，我也做了深刻冷静的思考。我相信宿命，更相信天道酬勤。我应该振作，我不再消沉。我重下决心，再复读一年，一定要将文综失利的“仇”报上。

整个暑假，母亲为了让我调整心态，只给我安排了放羊的任务。我每天赶着羊群上山串沟。羊很听话，似乎懂得我的心思，因此往往钻进山沟，半日不会出来。我就躺在阳坡屲上继续读书。一个暑假下来，我读完了《三国演义》，读完了巴金的《家》《春》《秋》。

五

2001年秋，会宁一中建成了公寓楼，一人一床的八人间宿舍，结束了大通铺的历史。我们是最早住进公寓楼的一批学生，那年已经高三。在即将毕业的一年，能住进条件优越的楼房，实在很荣幸。那个207宿舍，从此开启了我们舍友八人的最绚烂的青春友谊。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加上刚进文科班，交往的圈子仅限于207的舍友了。我很珍惜我们的友谊。我知道，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能同居于此，这一定是上苍的苦心安排。那年，我们八人一起上课，一起打水做饭，夹着书一起上厕所，哼着小调一起回宿舍，一起学“壮公”讲话，一起往柏树墙里撒尿，一起谈论女生的八卦，周末一起上东山，偶尔还会一起偷偷翻越校墙去看录像。有时候还会因对某些女生的看法不一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也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而斤斤计较……

不管怎样，那些青春懵懂的心事，只有进了207，才能大胆释放。也只有进了207，一天的疲惫才能彻底消除。207不仅是我们的家，仿佛还是我们消解疲惫、放飞梦想的大容器。其实大家都明白，真正消解疲惫、打发不快的并不是宿舍，而是我们的心，是我们惺惺相惜的兄弟情义。八个人中，师延峰、唐启龙学习最刻苦，成绩最好。他俩每晚点灯做题至深夜，凌晨四点多醒来继续做题。当年就考取重点大学，师考取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温州市绣山中学任教，是学校的骨干。唐考了西南政法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又考取公务员，现在广东中山一看守所任政治教导员。他俩上学、工作远在千里之外，加上忙碌的生活，近年来疏与联系，但当年207建立的那份兄弟情谊会长青不衰。其余我们几个或成绩偏科，或投入不够，或考试失利，总之当年高考全部落榜了，相约补习。

2002年秋季开学，我和几位舍友再次踏进会宁一中的大门，来到王耀荣老师的文科14班，正式开启“高四”补习生活。回想四年前我刚进一中，像一只惊恐迷茫的孤雁，和高四老补们住在一起的情景，感慨万千。一眨眼自己也成了老补。不过不一样的是，我不再惊恐迷茫，我有坚定的目标，我有不离不弃的朋友。这一年，我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积累了很多生活的经验，收获了不少对人生的感悟。

高四复读，再没有权利住宿学校崭新舒适的楼房了，我们只能在外租房。我们几个家庭经济困难，只好找最便宜的房子租住。找来找去，最后在一中对面的鸭掌沟畔一个大坑里租了两间土坯房，我和老万住一间，光辉和荣峰住一间。建权和田鹏租在定西车站后面。离学校比较近。我们简单收拾后，这里就变成了我们为梦想奋斗的“根据地”。第一个班会课上，王耀荣老师讲：“不经历补习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堪称名言。十多年过去了，王老师这句话我记忆犹新，感触颇深。的确，人生哪能一帆风顺，完美的人生从来都是建立在挫折甚至磨难基础之上的。复读那年，我确实经历了不少生活的曲折。虽然能吃饱肚子，但谈不上营养补充。其实，应届三年，我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候家里很困难，为了保障我有较好的学习精力，母亲优先把白面给我。当时交通不便，每学期开学前母亲会蒸些馒头，凉冰后切成片，再放在锅里烤干，然后装上一塑料袋子。在学校里，每天早餐或晚餐就是温水加干馍片，时间长了，牙龈经常溃烂。好在那时候姥姥还健在，在县城帮舅舅看带孩子。我几乎每周末都要去趟舅舅家，一是能吃顿姥姥做的饭，二是舅舅会给几元生活费。

到了冬天，日子更难过。虽然租房里也生了火炉，但破旧的土坯房到处漏风，抵御不了严寒。凌晨起床洗脸，毛巾冻成了钢板，粘在门板上拉不下来。有一次用力过猛，差点连门框一起扯倒。当然更多的还是快乐。我当年选择复读，目的就是要把当年高考文综失利的成绩补上去，我要夺回我尊严。为此我几乎放弃了语文，除卖力地学习数学英语，我一点不敢放松政史地。那时候班上有同学把我和光辉、军政誉为“文综三巨头”，这让我倍感自信。时不时会有女同学找我请教文综题，还拿着苹果贿赂我。我在耐心讲解中不但提升自己的能力，还以“为人师”的姿态获得了被尊重的满足感。这实在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晚上就更有意思，下自习回房，先用铝锅在煤油炉子上熬上满满一锅茉莉花茶，淡淡的茶香飘满房间，我、老万、光辉、荣峰每人捏一根筷子，一边喝茶一边在地上画来画去，互相估分。当然不止是估分，很多时候还是胡吹乱谝，侃南侃北。那根木筷仿佛成了指点江山、定夺人生的“金箍棒”。那年我们都圆了大学梦。虽然并不是用筷子估出来的，但是在那种近似“精神胜利法”的估分中逐步找到了自信，明确了目标，放大了快乐，修正了思想的缺陷。

那份快乐，还来自一种包容与谦和的感召力。每逢周末，我们的土坯房就会变成文科补习班“英雄会盟”的集散地。不光是我的好兄弟们时常聚会嬉闹。就连一些不熟悉的同学都会经常“慕名而来”。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我的简陋的煤油炉、小铝锅里要造出七八个人的饭菜来，我是他们的大厨。记得有个从定西来的姓李的学生，有一次扛着一扎啤酒，提着一串猪肉，兴致勃勃来我租房，说要借用我们的“根据地”宴请他的朋友。我和老万豁达答应。后来那个李同学多次扛着啤酒来活动，我们都没有拒绝过。甚至有一次，班上一位张同学打完架后，躲到我们租房里睡了一天一夜。

我知道，那间土坯房子并不是一个风水宝地，各色同学喜欢来聚，主要是出于万兄强大的感召力。一直以来，万兄不仅是我的好兄弟，他低调做人、乐观谦和、包容豁达，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

六

2003年高考提前一个月，6月，中国大地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人人出门面戴口罩，神色惊慌。

6月7日就要再一次上考场了。6日深夜，我睡不着觉。凌晨两点我从床上翻起来，朦胧的月光透过布满尘土的玻璃窗照到我的枕头上。映着月光，一只蜘蛛从我被煤油炉熏得发黑的锅盖上徘徊，然后顺着一根丝线向房顶缓缓爬上去。我穿上衣服轻声出门，走过狭窄阴森的靳家巷道，走进一中校园，然后坐在教学楼前老槐树下的假山坑畔。我抬头凝望着深邃的夜空，繁星闪烁，时有流星划过。微凉的风吹得头顶茂密的老槐树叶莎啦啦作响。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浮现考场上全神贯注、定睛凝神的场景……

终于天亮了，我特意做了四个荷包蛋，我和老万每人两个，吃完后服了头疼药，然后和光辉、荣峰一起出门，奔赴设在东关小学的考场。那天天气晴朗，早晨还比较凉爽，我们五人搭了一辆黄包车。司机很热情，下车时候我们特意多给他两元钱。第一天考试顺利。为了不影响情绪，出了考场谁都不去对答案，都面色凝重，匆匆返回住地。8日上午开始考文综了。我“卧薪尝胆”一年终于等到“复仇”的时候，这一次我坚决再不能失利了，我没有退路，我要弥补上次高考失败的遗憾，我要找回我的尊严。进考场前我把头栽到东小校园的喷泉里，然后摆了摆被冷水浇湿的头发。班主任王耀荣老师已早早站在东小院内，等待和一个一个目送他的学子进考场。他热情地走到我们几个跟前，伸出温暖的手，逐一拍拍我们的肩膀，然后说：“不要紧张，认真答卷，你们很棒，一定行！我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十多年过去了，王耀荣老师的热情鼓励，我铭记在心。 王老师博学多才，为人谦逊和善，他的课堂总是充满激情，他讲历史从来不单纯地只讲历史的知识，而是调动历史、政治、哲学的思维，从大文化的高度来讲。不仅课上得好，带班也很棒。他对学生有一颗慈爱之心，公平公正，注重方法。记得有几次课外活动，我和光辉几个用拳头砸桌子，坐在后排的几个学生见状，眼馋手痒，直接操起板凳腿疯狂敲打课桌，王老师知道后，暗中调查得知我们几个是“罪魁祸首”，于是他私下找光辉谈话，态度很温和:“听说咱班有人在课外活动砸桌子，你知道吗？你给咱留心一下，发现谁砸就私下告诉我。”从此之后，我们几个再也没敢砸过课桌，还暗自佩服老师这招“敲山震虎”实在高明。

多年后我在带班的过程中也用此方法处理过几件类似的事情。但后来发现越来越不灵验了，原来现在的学生再也没有十多年前我们的那份情商了。

高考终于结束。我倒在床上，浑身酥软，再也翻不起来了，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屋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沉沉地睡去。一觉醒来已是9日上午。雨还在下，清澈的雨水流过长满苔草的灰瓦，顺着屋檐滴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到地上，溅起带有泥腥的水花。我还是浑身无力，静躺在床上。他们几个在滴雨的屋檐下核对答案。突然听见荣峰大喊：“哇——小乐文综选择题满分！满分啊，这个叫驴！”我的背上好像装了弹簧一样，啪的一下整个身体从床上弹起来，赤脚跳出门外，夺过荣峰手中的答案，仔细核对。不是满分，只错了一道历史选择题！我已经没有遗憾了，我浑身充满力量。

接着我们一起认真地估了分数。6月9日下午开始，我们彻底放松了。我们买了啤酒饮料、买了瓜子小吃、买了扑克牌，然后开始喝酒打牌、高歌嬉玩。直到后半夜，两张窄床上“杯盘狼藉”，横七竖八地躺着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第一个醒来，刚洗完脸，突然舅舅来了，我赶紧迎出去。舅舅看了一眼屋内，没有进去，只是焦急地问我：“分估得怎么样呢？”我说：“大概480”。舅舅说：“那好，上本科应该没问题。”说完转身走了。望着舅舅离去的背影，我突然眼泪哗啦啦下来了……

我高中四年学业，没有舅舅帮助，我根本完不成。

七

6月10号上午，开始填报志愿。老万已经提前回家了。我和光辉帮他填报了西北师大。俗话说“穷人家的娃娃上师范”，我挑选学费最低的几所师范院校，我也向往外面的世界，当时比较中意云南师大和广西师大，但是外省的师范院校学费要比省内高出300元，我只好选择省内，最后问了舅舅，也打电话征求张掖四中的五叔，他们都我们的建议报天水师范学院，说那个学校挺好。最后我只好略带遗憾地报了天水师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填完志愿已经中午，我回到租房里，收拾了锅灶，卷了铺盖，一张一张烧掉了一位女生写给我的66张纸条，然后坐上了回家的班车……

时光如梭，那份苦涩而美丽的青春岁月早已逝去。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有了工作，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学，我们的父母已经年迈。但我们的兄弟情义如松柏长青。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终点的旅游班列，一路上都有风景，有人上车，有人下车。然而我的好兄弟老万，他走得太早了。上苍竟如此残忍，让他撇下自己的亲人和一起同甘共苦的弟兄，早早地回去了！这是我无法接受的现实！去年暑假他做完手术，那检查单上明明写着是良性。这才过了四个月，我第二次去看他时，情况已经很不好了，他在气息微弱中说：“我以为永别了！”

六天后，噩耗传来，他真的永别了！在悲痛过后我终于明白，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了病痛，健康还会不会被人们珍惜？或许上苍是对的。一个人一旦出生，就不再是一个其实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我们只有努力去健康平安、乐观积极地活着，或许才不辜负逝者的在天之灵。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确，人生的命运时常充满悲剧。活着便是胜利。但是只有放下过去该放下的生活，记住过去该记住的精彩，才能积极地迎接新的生活，人生才有未来，才有希望……

有些事我不再想提起了，它只适合珍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也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

——写于2019年4月

(作者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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